取缔一贯道

一贯道，又名天道，它的别名很多，有先天大道、孔孟圣道、孔孟大道、中央大道、白阳教、性理大道、明理道、中庸道、明一道、老母道、真道、真天道、崇华堂、中华道德慈善会等等。

一贯道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清咸（丰）同（治）光（绪）时期可谓天下大乱，清王朝应付外患已自顾不暇，不能像乾（隆）嘉（庆）道（光）时期那样专注于查拿暗中活动的秘密教门，放松了对秘密教门的镇压，为各类教门的崛起与发展提供了良机。

一贯道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清光绪三年（1877年），山东青州人王觉一脱离先天道创立东震堂，开始叫“末后一着教”，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承袭了先天道的一套道义规戒。王觉一著书立说，为一贯道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王觉一的徒弟同乡人刘清虚执掌东震堂，1905年正式改名为一贯道。后来经过路中一、张光璧、孙素贞的发展，到民国期间，已由原来只在鲁、豫、苏交界的农村活动的小教门，一跃成为流传全国的第一大教门，有信徒约1500万人，占当时全国300个秘密教门道徒总数的一半以上。

一贯道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它在初创时期，创始人王觉一是一个极有手段的人，他为吸引更多的人入道并能牢牢控制道徒，便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号，把自己神化，宣称自己是古佛转世，以此取得信徒们的信任，在内部树立起了封建家长制的统治制度。光绪八年、九年（1882年、1883年），该道在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市）、武进、湖北武汉等地，发动了反抗清朝暴政的暴动，遭到清廷镇压，以失败告终。

尽管其反抗当局的行动是以一些荒诞无稽的封建迷信为指导思想，但这种行动却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因而带有一定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清朝被推翻以后，国内军阀混战，一贯道活动加剧，开始扩展势力。尤其到了抗日时期，日寇铁蹄到处蹂躏，人民流离颠沛。一贯道总首领张光璧（又名张天然）竟然卖身投靠，充当汉奸，乘机以“道劫并降”，“入道可以躲灾避难”为号召，扩展组织，笼络愚昧群众，受其驱使。一批商人、小知识分子为避战乱，一心想成仙成佛，成为传道中坚，致使一贯道得以猖狂发展，成为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一贯道的势力很快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城乡的各个角落，一批汉奸头目纷纷入道，充作一贯道的护道和后台。此时，一贯道恢复帝制的野心愈演愈烈，在道内大肆宣扬“祖师不久主持三期收圆，要坐朝听政了”，“在各地办道的道亲，都是朝廷官员。凡开荒（即派传道人员到各地去动员群众入道，发展组织）一县者为县长；开荒一省者为省长”，加快了“以道权夺政权”的步伐。抗日胜利后，一贯道又同国民党上层官吏相勾结，千方百计地为己洗涮汉奸的罪名。这是一贯道发展史上极不光彩的丑恶表演。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巩固政权，开始着手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因人民政府此前尚无精力顾及解决会道门的问题。一贯道趁此之际，在人民政权初建、群众对政府政策尚不了解之时，猖狂进行了种种的破坏活动。

一贯道的隐蔽活动与国民党特务活动勾结互应，在解放初期国民党特务、土匪在各地组织暴乱时，一贯道即相为附和，与土匪、特务紧密联系，为了各自的利益，掩护特务入道，暗地里发展组织。

云南国民党军统少将特务罗嵩1949年11月云南解放前夕接受特务机关应变任务，解放后匿居于富民县枣厂村。1950年初骗取农会迁移证，伪装商人，化名文寿昌，潜往昆明。同年6月，经昆明一贯道宏信坛点传师袁顺卿介绍加入一贯道。罗为利用一贯道掩护其特务身份，不惜捐献金戒指2枚，作为功德费，被委为坛主、点传师。罗表面上伪装劝善修道，暗中则拉拢物色对象，积极进行反政府的特务活动，鼓动道徒拥蒋反共。

在晋宁县鱼肉百姓几十年，奸污良家妇女20余人的大恶霸郭玉鸾，系国民党师管区少将司令，西南解放前夕，接受国民党“敌后工作”的任务。解放初在昆明水晶宫17号公馆经常聚集暴动头目秘密开会，成为晋宁暴动领导中心。郭为便于进行活动，参加了一贯道，成为坛主，并以坛主身份掩护活动。在他家佛堂牌位背后，就设有电台，常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络。郭还令道众献功德费，为他购买暴动武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福建闽西连城一贯道基础组点传师、原国民党第75师参谋张鹏霄及金光组点传师邓本宪勾结大刀会暴动，袭击当地人民政府。厦门一贯道基础组点传师唐绍继，赴香港领受任务，旋回厦门与坛主、国民党军连长洪鼎鸣策划组织“陆军第十二兵团福建游击总指挥部第十纵队”，搜罗兵痞、土匪、流氓，派人打入厦门大学，控制了学校警卫班的枪支武器。同年11月洪鼎鸣还派参谋室主任任国梁偷渡去金门，与国民党军联络，阴谋里应外合，进行袭扰骚乱。

解放后，一贯道抓住群众避祸求福的心理，大肆进行“道劫并降”、“老母救世”、入了道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自渡之人共渡末劫”等诱骗宣传。解放初曾缴获过一份一贯道内部文件《成全人之方针》，其中便要求各地点传师发展组织，简化手续，迅速发展道徒，“万勿粗心大意，随时随地不拘形式，切合目前情况，加紧成全道徒，对成全财施（骗取金钱），也要慎重注意”。

一贯道的组织发展在解放初期十分迅速。以云南省为例，昆明纯一坛从1949年到1950年两年中，共发展道徒达32万人，为其历史发展总数的3／5。加上以往固有的道徒共50．4万人，竟占云南全省总人数的8％。

1952年12月，云南总道首殷成章被政府逮捕时，在他身上一个小包里缴获顺德成坛的一本帐目，从中发现其全坛24个支线自1949年3月至年底10个月中，共发展道徒18万人。1950年又发展23．4万人，两年共发展道徒41．4万人。

中国内地相继解放后，一贯道的首领们出于他们的顽固立场，与人民政权为敌，制造谣言，扰乱人心。

山西省一贯道总道首薛洪竟狂妄提出“以道治国，以道化党”的主张。他说：“八路军是打天下的不坐（天下），一贯道是坐天下的不打。”又说“一贯道十八子（即李文斯）出世坐天下，万道归一，将要建立佛国世界”。山西另一领导点传师古广生则造谣说：“共产党的天下只有三年零六个月，到1953年就完了。”他还作了一首打油诗：

红头子来四十春，四十年间另换人。

十八小子登了位，善人个个成金丹。

说什么“国民党垮了台，共产党也不长久，”“真命天子十八子就要主世了。今年是牛八当道，要死很多人”（1949年为牛年，牛八两字合并为朱字，影射朱德总司令）。并传播“以后刀兵灾、瘟疫灾、饥馑旱涝、蝗虫水灾，种种空难即将降临，要刮七七四十九天罡风，飞机飞不起，大炮打不出，要闹到天崩地裂……”把时势说得阴森可怕，以扰乱人心。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冬天，一贯道在各地造谣说：“大劫已经来了，十月十五日血染鸭绿江，惹怒了美国，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了。东北大杀三阵，父不能见子，子不能见父，哀鸿遍野。”

在一贯道所造谣言中，数1950年春季在华北各地流传的“割蛋”（睾丸）、“割子宫”、“割乳房”的谣言对社会危害最大。

该年，一贯道的道首们挖空心思地制造了一些骇人听闻的“割蛋”、“割子宫”谣言，波及到山西、河北、陕西、山东等大片地区。谣言说：“共产党派干部下乡，是专门割男人的蛋，割女人子宫和乳房的，用来制造阴阳弹，以对付美国的原子弹。”为了进一步制造恐怖气氛，一贯道还派人在夜间进行有组织的化装搔扰。有的将捉到的麻雀或其他物品，涂上硫磺，点燃后投掷到群众的院子里，制造所谓“蓝火弹”；有的用红布包裹手电筒，在夜间打开乱照，说是“红火弹”；还有的布置人头戴假面具，手戴铁爪子，在深夜里到群众的窗户上乱抓乱喊乱叫，吓唬群众，胡说“妖魔出世了”。一些无知群众被谣言迷惑，一些地区一时间被搅得人心惶惶，气氛恐怖，人们白天不敢下地劳动，夜间则住户聚合，门窗严堵，男人轮流站岗放哨，紧张异常。

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贾头村一贯道徒秦凤世老汉，1950年春一天夜里正在鼾睡中，因幼小的儿子拉了一炕屎，被其哭醒了。秦老汉本来就时刻提心吊胆怕“割蛋”，一听孩子哭声，立刻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闯，一拳头把房里的窗玻璃砸碎，淋了一胳膊的鲜血，但窗外并无动静。秦老汉回头一看，只见有个人正抓着孩子两脚，黑暗中看不清在干什么。他怀疑准是有人来给孩子割蛋了，怪不得孩子大哭。于是他忙扑上去，朝抓孩子的人没头没脸地乱打。他弟弟在隔壁房里听到哭声和扭打声，也以为割蛋人来了，便拿着一根木棍，一脚踢开哥哥的房门，冲了进去。点灯一看，原来是嫂子给孩子揩屎，哥哥却在狠命地乱打嫂嫂。哥哥、嫂嫂、小孩浑身都是鲜红的血和黄巴巴的屎，大家都愣住了。

1950年7月7日，山西省雁北行署水利局干部曹克维到怀仁县八庄乡霸王店检查水利设施，有人却挑唆村民说“割蛋”的人下乡来了。当曹克维在野外勘察地形时，却遭到该村受骗村民的围攻和殴打。到最后，曹克维同志竟被残忍地活埋了。由谣言而导致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残杀国家干部事件。

一贯道在抗战期间投靠日军，卖国求荣；抗战胜利后同国民党政权上层官吏相勾结，积极拥蒋反共，进行逆历史而动的罪恶活动；解放初又制造谣言，乘机大肆发展组织，甚至与土匪特务为伍，组织武装叛乱，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利益。鉴于一贯道历史劣迹及反动立场，解放后又继续妖言惑众，污染社会风气，毒害人们心灵，对社会已实为一股严重的破坏势利。正如1951年3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坚决取缔一贯道》所指出的：

一贯道是被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匪帮所掌握与利用的反革命工具，是反动的封建迷信的组织，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组织。其首要分子，多是汉奸、特务、流氓头子、反动地主、恶霸之流。他们利用这一组织，欺骗勒诈道徒，敛聚财物，以供自己挥霍；有不少道首，并奸污入道妇女，使不少受骗道徒人死财空。更主要的是他们进行反革命的政治破坏活动，甚至策动胁迫落后群众参加武装叛乱。基于一贯道的这种反革命性质，人民政府早就确定了严厉取缔的政策，藉以镇压少数首恶分子，并挽救受骗道徒。

各地人民政府对一贯道等会道门，先后发出了布告，明令宣布取缔。

各地对一贯道正式进行取缔的工作，是从1950年冬天开始的。一般在全省范围内统一部署，县市级政府发布布告，分片分区，群众动员，大张旗鼓，大力取缔。取缔工作由上而下，由重及轻，由点到面地进行，采取了“打头、拦腰、挖根”的办法。

打头，是组织专门力量，通过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掌握材料，作好充分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首先及时抓获一批有影响、作恶多端的道首。仅山西省在第一次行动中，就发现地道密室93处，缴获9个支柜的密件，没收一贯道的商店作坊89处，黄金90两，银元11449元，白银4690两，粮食258．7万石等。

拦腰，是选择一贯道基础较深而掌握材料较全面的地区，作为典型，先走一步，取得取缔经验后，由点到片，由片到面地稳步进行。在取缔工作中，政府一面宣传政策，一面揭露一贯道的罪行，号召中小道首登记，参加集训，不少中小道首迫于形势压力纷纷表示悔过自新，登记退道，在一些地区占总数的70～80％。

挖根，在取缔工作中，普遍开展了发动受害道徒诉苦退道工作。运用已觉悟了的点传师、三才的现身说法，揭穿一贯道扶乩、借窍、仙佛赐丹、超拔亡灵等骗人把戏。这些是一贯道迷人入道、骗人钱财、束缚群众思想的最重要的手段。如北京市用广播播放乩手米芝敏等讲话录音，刊登著名乩手高永周发表的坦白书，揭露一贯道扶乩骗人的内幕。这一系列骗局被揭穿后，广大道徒群众恍然大悟地说：“就是迷在这上头啦！原来都是他们搞的鬼名堂。”点传师们揭发的一贯道掠夺道众钱财的种种手段，令不少道徒听了伤心掉泪，愤恨地说：“怪不得入了道一天比一天穷，一贯道是填不满的坑啊。”

经过全国规模的对一贯道的取缔工作，严厉打击了一贯道的破坏活动，挽救了大批受骗道众，逮捕惩处了少数罪恶严重的首恶分子。有70多万一贯道徒的甘肃省，经过全省取缔工作，有62．7万人退了道，3．6万名中小道首登记悔过，其中极少数作恶多端的首恶分子，依法受到了惩办。